所谓“远古、中古、近古”是怎么“分断”的？

相对应地，“远古”或说“上古”，也可以用三个特征来“定义”：一，可为“凭据”的文献很少甚至没有，即所谓“传说时代”；二，对可能“同时”或“相近时期”发生的不同事件，基本没有可“印证”的关于“牵涉”、“连带”的记述，包括后世的追述；三，极度缺乏甚至没有可以针对性“证实”传说和后世追述的实物，以及，后世所发现、发掘的实物，与传说、记述的事件，缺乏甚至没有“证据性关联”。

至于“中古”，在上述“远古”、“近古”的“定义”之下，就可以以“二者之间”一言以蔽之了。同时，由上述“远古”、“近古”的“定义”，也“显而易见”了区段划分的“最基本意义”，就是划分的“态度”和“方式”所“折射”出的划分者对于被划分的“历史”的“固有认知”；说白点儿，是否以及如何对本身直接相关的“历史”做区段划分，会相当诚实地反映出对历史是敬畏还是“勉强”。

就一个民族、族群而言，承认“传说”的“远古”，直面就算自己装看不见“旁人”也看得真真儿的“近古”，大概齐，也算是“性格”、“气度”的体现。事实上，能明确意识到需要对“古代”或说“历史”做至少是“远”、“中”、“近”的划分，并尽可能客观地去做，对于清晰（说“清醒”也行）认识“是谁”、“从哪儿来”、“往哪儿去”，会有很大帮助。

（二）西方对于其“历史”的“三段划分”

此处先“一家之言”地忽略时下甚嚣尘上的欧洲历史虚无论，假定自小在课堂和书店里了解到的欧洲及“其他国家、地区”的历史不都是为“讨好外人”的“应声编篡”，而多少都还有“不虚不妄”之处，并以在“现代文明”概念之下无疑显现“辐射效应”的欧洲为例：

先说他们对“古代”和“近现代”的划分——比较“权威”或者说对于“我们”来讲尚属“清晰”的划分节点有两个：一是英国的“宪章运动”，二是法国“大革命”开端；两种说法都有道理，其中对“欧陆”更具影响的一说是1789年7月14日的法国大革命（攻占巴士底狱），而对于英国的“派生文明”（例如漂亮国）而言，宪章运动，或许更具意义。

关于“古代”，欧洲人比较共识的“三段”划分，大抵是：由上述“节点”前溯至“文艺复兴”或说“中世纪完结”，算“近古”；“黑暗的中世纪”到基督教诞生的“创世纪”之间，算“中古”；再之前，也就是全部的“公元前”，都算“上古”、“远古”。

当然，这只是诸多说法中的一种，还有另两个笔者觉得也还“靠谱”版本：一是将“中古”定义为“基督教的神权掌控时代”，即基督教摆脱“邪恶教派”枷锁、走上“主流宗教”地位的公元三世纪到“文艺复兴”引发的“科学时代”开启的十六世纪中叶；另一版本，则是把蒙古帝国武装入侵的十四世纪，记作了“近古”的开端。

事实上，今天的欧洲人，跟他们的先祖一样，远不如我们这么关照、重视历史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；对历史的“段落划分”，也就自然不那么认真。

在相关历史的问题上，或许是科技比较领先的原因，他们更注重“实际的发现”，即实物证据，而对于传说、文献，尤其传说，并不更多予以“历史般的注视”，而更愿意将其融入宗教相关的“故事”。相比于历史所承载的“过去”，他们更关心现在和未来。

当然，也有人说，欧洲人对自身历史的“忽视”，是因为他们的“过去”很不光彩，如今沐猴而冠了，懂得羞耻了，就难以启齿；进而，他们会说，作为中国人，去关注“旁人”的历史，至少也是不伦不类、不务正业，往严重里说，就是胳膊肘往外拐、数典忘祖、不爱国，特别是还妄图把他们的不光彩怎么涂抹、遮掩、美化，就更是活腻了、找死！

但历史本身是客观的，有就是有，光彩还是不光彩，反正就是那么个样儿。可以改变的，只是“认知”和“态度”。作为“历史大国”，更关注自身而不怎么“往外看”，也算“在理”。

（先秦时期男女老少发型简图）

（三）中国古代的“三段”划分

首先，近现代和“古代”的“分水岭”，权威而固定——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；之前上溯至明朝初年，算“近古”，也是比较普遍的认知。

至于“远古”或说“上古”，在同属于“古代”的后来，认同度比较高的说法，是“先秦”，也可以叫“上三代”，即指“秦统一”前的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。而自秦统一（公元前221年）起至元末（十四世纪中晚期）的一千大几百年，就是“中古”。

跟欧洲不同，我们自古以来就很注重“记史”，这跟农业生产方式有关，但不在本篇话题上，不赘。注重记史的结果，就是我们有极丰富、极详尽的文字记述；虽然其中很多都还没能“实物证明”，但仅从文字记述的“量”上来讲，就很能说明问题——那么厚摞起来一人多高的纸书“史册”，不能都是“瞎编”的吧！是的话，我们的祖先，也太能编了！

当然不可能是瞎编的。最起码，全瞎编，缺乏动机。所以，我们的史学界，很重视也很推崇那厚到“炸天”的史册们，以至于“偏信”文献而忽略西方人无比重视的“实物证据”。

事实上，由于我们迄今为止发掘到的实物证据确实较少，跟文献（史册）的“分量”极不相称，注重“书写的历史”的史学界，曾经还推出过一个“切分”远古和中古的节点，就是有确切年代可循的文字记史的开端——确切年代，指向“纪年”的开始，即公元前841年西周“国人暴动”的“共和元年”；而西周王朝，肯定是“记史”的；所以，不夸张地说，再往前追溯二百年，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起，我们民族的“中古”时代，就可以算开启了；再之前，虽有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背书，但保守点儿说，也还是该归为“传说时代”。

对此，作为历史爱好者，笔者是赞同的。即：我们国家“古代”中的“上古”、“远古”，可以定义为从传说的“三皇五帝”时期到商朝末年；西周起始（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）直至元末明初的两千多年，都属于“中古”时期，之后，直至1840年，为“近古”。

当然，也有“划时代”的其他说法，比如，按“粟作文明”、“稻作文明”区分远古和中古，粟作文明被稻作文明取代，即为二者的分界线。虽难说确然，却也不无道理。

顺便说说我们的“历史”受西方“挑战”的“缺乏实物证据”的问题——笔者相信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未来，我们会能有更多更全面更完整的可与“文献历史”互为印证的实物发现。之前，及至今时，“实物证据”较少，主要两方面原因：

一是，相比别的地方，我们更多使用简牍、纸张这些容易被岁月侵蚀的材料做记述载体，自古以来的房屋也多“土木”而建，自然损耗严重，“可直观”及易辨识的留存，确实难得。

二是，中华文明尤其其较早期阶段的母亲河黄河，是一条承载大量泥沙的“悬河”，自古频发灾祸，大量泥沙不断“垫高”地平面，很多古老遗迹，都在如今靠一般技术很难“抵达”的黄泥深处掩埋着，要想发现，还待“新招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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